60年，對個人來說已進入“花甲”，對國家來說則正當盛年。這60年，中國雖經歷過很多風雨和坎坷，但也收獲了“中國奇跡”和“中國復興”之美譽。這60年中國的主要成就是成功實現了四大轉型。

　　中國成功

　　實現四大轉型

　　首先，實現了從政治主導到經濟主導的轉型。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為了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我們始終將政治作為推動中國前進的主導因素。不管是在“三反五反”時期，還是在“大躍進”時期，或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始終是第一位的，“政治掛帥”，凡事都要看階級成分。“文化大革命”更是將政治主導推到極致。在發展經濟上，“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政治主導雖有利于保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經過深刻反思，將全黨工作的重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實現了從政治主導到經濟主導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目標明確，態度堅決，效果明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直是上個世紀后二十年的施政方針，全國上下都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發展經濟上。政治和文化等主要為發展經濟服務。因此創造了年均增長達9.8%的三十年持續高速增長“奇跡”，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次，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建國后，在前蘇聯“老大哥”的示范下，我們選擇了計劃經濟體制。期望通過計劃經濟體制避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按照社會主義經典模式的要求，還將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有機結合起來，以期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現在看來，計劃經濟雖然有利于集中意志和整合資源辦大事，但由于產權不清、激勵不兼容、信息不對稱等內在缺陷，其結果并不理想，不僅沒有實現趕超發展的目標，反而損害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和消費者的選擇權，扭曲了資源配置和國民經濟結構等。

　　改革開放后，在“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思想路線的指引下，我們逐步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根本性改革。從“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再到“十四大”終于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的不斷突破下，我國的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目前，除部分公共產品外，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已完全放開，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許多國有企業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實現了按勞分配與其他多種分配形式的結合。運行三十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基本完成了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

　　再次，實現了從封閉型國家到開放型國家的轉型。改革開放前，由于帝國主義的封鎖及我們自身實施了一定程度的“閉關鎖國”政策，我國一直與國際主流社會處于相對隔離中。這一時期我們強調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在對外貿易上要求“調劑余缺，互通有無”，國家通過經濟手段對對外貿易進行統一控制。

　　但是，改革開放后，隨著對外開放成為國策，這種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巨大轉變。從改革開放初期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開始，一路高歌猛進，直至2002年加入WTO。2008年我國進出口額是改革開放前30年總和的15倍。1950年我國進出口額剛剛超過10億美元，到1978年也只有206億美元，而2008年則達到25616億美元，增長了2000多倍。進出口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50年的0.9％上升至2008年的8.86％，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和第二大出口國。

　　第四，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1978年以前，我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非常緩慢，城市人口比重僅由10.6%上升到17.9%，80%以上的人口一直生活在農村。而自1950年至198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1978年，我國農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仍高達28.1%。工業雖然也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主要是在重工業內部自我循環，沒有實現輕重工業之間以及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良性循環。

　　1978年以后，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化水平從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45.7%，近十多年來更是以每年近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提高，估計到2025年前后城市化水平可達到60%以上。

　　還要實現四大轉型

　　第一，實現從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法治市場經濟的轉型。雖然我國已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但目前的市場經濟只能說是初級市場經濟，今后還必須實現從初級市場經濟到現代法治市場經濟的轉型。要想實現這一轉型，必須做好如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保障私人產權等公民權利，保護公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二是約束政府和各種權貴，保證社會公正和公平競爭，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三是提供確定的交易規則，為公民提供穩定的預期，緩解信息不對稱性帶來的問題，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優化資源配置；四是規范公民或“經濟人”之間的責權利關系，降低各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

　　第二，實現從粗放經濟到綠色經濟的轉型。雖然我們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付出的代價也十分巨大，主要是消耗了過多的資源和能源，損害了生態環境。其原因是以往的經濟發展是在粗放模式下實現的。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為了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下決心實現從粗放經濟到綠色經濟的轉型，切實減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等的排放。為此，我們必須積極承擔大國責任，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國際合作；加強全民教育，強化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意識；制定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的法規和政策；制定綠色標準、評價指標體系和考核體系；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和綠色技術，培養相關人才等。

　　第三，實現從城鄉二元結構到城鄉一體結構的轉型。為了加快工業化進程，我們實行了以二元戶籍制度為標志的城鄉分割制度，通過犧牲農業和農民來保證城市的趕超型工業化，由此形成了較大的城鄉差距和矛盾，形成了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優先推進農村改革和開展新農村建設等，雖在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由于城鄉二元體制根深蒂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遠未根本解決。實現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結構轉型仍然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的艱巨任務。為此，有必要加快改革城鄉二元制度，建立城鄉統一制度，切實解決農民的“權利短缺”問題；建立“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推進新農村建設；大力發展農村特色經濟，提升農村產業競爭力；推進農村人口城市化和民工“市民化”等。

　　第四，實現從居民社會到公民社會的轉型。現代文明社會的主要標志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民眾擁有自由選擇權和平等交易權，民眾能與政府進行公平博弈。雖然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進展，但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明顯滯后，遠未達到公民社會的要求，因此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建設公民社會，是我國必須完成的重大任務。為此，必須進一步界定和保護私人產權（包括有形的財產和無形的知識產權），按照憲法要求保證所有公民享有自由遷徙、自由擇業等自由選擇權和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選舉等基本公民權利；堅決反對壟斷，取消特權，消除身份歧視，保障公民之間的平等交易權，盡快使廣大農民享有與市民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平等的公共產品（如福利保障和教育等）享受權等。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李佐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