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座和船分不開的城市。黃霑名作《獅子山下》唱道：“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 

沒想到，今年上半年和香港有關的“國際大新聞”，也和一艘船有關系。 

6月19日，陪伴香港近半個世紀的地標式水上餐廳珍寶海鮮舫，在前往東南亞途中遇上風浪，在南海沉沒。

由于事發地點水深超過1000米，進行打撈工程將非常困難，所以意味著永別。 

投資3000萬，一年就回本

不過實話實說，雖然所有人都說珍寶海鮮舫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筆者移居香港20年了，卻從未登船參觀。和多數內地人一樣，只在《食神》《無間道》等電影里見過。 

何故？因為筆者來香港的時候，珍寶海鮮舫已經是個景點。有道是，所謂旅行就是從你住厭了的地方去別人住厭了的地方看看。住在香港，實在沒什么動力跋山涉水去珍寶海鮮舫，只為吃口樓下街市就能買到的海鮮，更何況價格還貴出一大截。 

實際上，珍寶海鮮舫是一個水上餐廳群，這次沉沒的只是其中最為出名的一艘船。

早在上世紀50年代，2層高的太白海鮮舫周圍就已經聚合了十多艘海鮮舫。當時生鮮的運輸和保存技術還沒有現在這么發達，香港內陸的市民想要吃到活的海鮮，前往水上餐廳是最佳選擇。 

而通常不惜前去的市民，也不會太計較價格。據說當時香港人均月薪300元，一桌海鮮舫的標準餐價為150元，可謂奢侈。 

圍繞海鮮舫興起的周邊生意，也養活了不少當地居民。例如，由于海鮮舫在港灣中央，登船需要擺渡船，一些人就以此為業，經營了數十年，直到海鮮舫式微，這種“寄生”職業也就消失了。 

珍寶海鮮舫1975年開始裝修，當時斥資超過3000萬港元，于次年10月19日落成。

雖然投入巨大，但是第一年已經回本，可見生意有多好。主要還是因為船類似于一座“孤島”，來去都不易，船上物價高，如外面賣幾元一罐的可樂，海鮮舫上要賣20元。食客多數抱著“來都來了”的心態，并不計較。 

另據附近居民回憶，當時食客喜歡在船上拋硬幣入海許愿，所以海底滿是錢，附近孩童會下水打撈，經常一次就收獲十數元。 

商戰硝煙從未散去

“珍寶王國”的形成其實與幾位幕后大佬的角力不無關系。 

第一位是中環威靈頓街經營大景象酒樓（現址為鏞記餐廳）的老板袁容 ，他于1950年首度在香港仔避風塘修建太白海鮮舫，開創全新創業模式。 

第二位參與進來的是大名鼎鼎的王老吉 ，其出資收購了太白海鮮舫，并加以擴大。被王老吉收購后，太白海鮮舫在1952年從原本木造的登陸艇，改建為長達105呎的畫舫，1960年時更擴大成為150呎、能容納800多人的畫舫，規模是當時其他畫舫所無法比擬的。 

太白海鮮舫的成功讓王老吉欲擴張一艘更大的海鮮舫，1960年代末便開始籌建“珍寶海鮮舫”。不幸的是，在開業前一個月海鮮舫發生大火，將珍寶海鮮舫整艘焚毀。王老吉無財力繼續，進而第三位大佬接盤。 

1962年，人盡皆知的“賭王”何鴻燊出手收購。

其實，何鴻燊本來是想把海鮮舫收購后用于賭船，不過后來發現海鮮舫本身的生意盈利亦不錯，所以只把其中一艘船移至澳門，剩下的繼續在香港經營餐飲業務。 

何鴻燊接手后，海鮮舫更加富貴，連筷子都用象牙的。珍寶海鮮舫仿照中國宮廷設計，單是中國傳統手工藝飾物及壁畫已花費600萬港元，皇帝龍椅更需時2年完工。 

漸漸地，由多艘海鮮舫組成的“珍寶王國”成形。

然而，隨著上世紀80年代運輸和保存活海鮮的技術發展，香港市民在街市也可以買到活海鮮后，專程前往珍寶海鮮舫用餐的本地人就越來越少了，海鮮舫的營業額有顯著下降。 

所幸的是，由于海鮮舫的裝潢主打古代帝王般的貴氣，非常有特色，名聲不脛而走，吸引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接踵而至，令其生意依舊可以維持。 

香港市民的非主流聲音

1997東南亞金融海嘯是海鮮舫經歷的第一次重大打擊，導致其中一艘“珍寶皇宮”不得不賤賣到菲律賓。 

另一艱難時間則是“非典”，對餐飲業的打擊很大。但隨后內地開放自由行，又令海鮮舫茍延殘喘了十余年。 

2013年，海鮮舫公布入不敷出。 直到新冠疫情爆發，香港自2020年2月開始“封關”，給了海鮮舫致命一擊，后來的事都是新聞了。 

其實，特區政府是曾經想過要拯救海鮮舫的。 

2020年11月，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海鮮舫擁有者同意將船無償贈送給香港海洋公園的所謂保育方案。但海鮮舫的保養成本太高，自身也受“封關”困擾的海洋公園最終未能達成接收協議。 

5月，海鮮舫業主宣布相關海事牌照即將到期，決定于6月將海鮮舫移離香港。

消息一出，全港愕然。 

無數市民前往香港仔與海鮮舫合影留念，同時網上的討論也此起彼伏，有網民指責特區政府為何不用公帑對海鮮舫進行保育，畢竟海鮮舫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在一片紛亂聲中，6月14日珍寶海鮮舫啟程離港，目的地柬埔寨。 

在網上，珍寶海鮮舫是“集體回憶”的聲音似乎成了主旋律。 

筆者好奇的是，普通香港市民有多少去過海鮮舫消費？問了十位香港朋友，一半表示從未去過，另一半則稱只是小時候隨家人去過，長大后亦從未光顧。所以，一位朋友對筆者坦誠表達了她對“集體回憶”的看法。 

她說：“船要走了就說是‘集體回憶’，它在的時候又都不去幫襯，每個人都去吃一頓，珍寶就不用倒閉了。香港人現在還要求業主出來給交代，憑什么？” 

這或許是種非主流，但是卻很客觀的聲音——自己的“情懷”，卻想要別人來“埋單”。